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朝代更替。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并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
1912年至1927年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先学日本、后学美国的资产阶级教育改革。先后颁布了几个教育法规，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
一、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环境的初创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新的进展。该时期新建的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及教会大学，分别见表 4、表5。
表4 北洋政府时期兴建的高等学校
（不含专科学校及教会开办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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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
性质 |
创办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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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大学（北京） |
私立 |
19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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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北京） |
私立 |
19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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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
私立 |
19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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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大学（北京） |
私立 |
19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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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
私立 |
19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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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科大学 |
公立 |
19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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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南京） |
公立 |
19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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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
公立 |
1923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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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师范大学（武汉） |
公立 |
1923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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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上海） |
私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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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 |
私立 |
192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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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大学（上海） |
私立 |
19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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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师范大学（成都） |
公立 |
192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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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上海） |
公立 |
1927年 |
表5 北洋政府时期兴建的教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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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学名称 |
创办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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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女子大学（福州） |
19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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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学（南京） |
19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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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大学（上海） |
19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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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广州） |
19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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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北京） |
19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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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大学（福建） |
1916年 |
至 1927年，各类高等学校已有50余所，其中30余所是公立学校。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1912－－1927年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主要有：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大学令》，规定在大学设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不设年限；
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教授及学生极深研究之所；
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之所，年限不定”。
以上这些法规的颁布，基本上确立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地位，促进了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初步形成，为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凝聚和造就人才，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得以萌生，开始有所发展。
二、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出现
高等学校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始于 20年代初期，与此相应，大学研究机构也相继诞生。有些学校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但在个别条件较好的学院和系里，也有一些学者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是在《大学令》和《大学规程》颁布后，于 1920年北京大学率先设立的地质研究所。1922年，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相继成立了化学研究所，并制订了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
1921年，美国人在中国设立了化学研究机关---北京协和医学院。该院后来发展成为我国生物及生理化学方面的主要研究中心。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学术界处于较高地位。特别是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较早。学院自1921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那时高等学校从事同类研究的主要机构，除协和医学院外，还有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比较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也比较突出。
协和医学院成立后不久，就开展了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自 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该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1924—1925年，陈克恢复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疾病，在国外首次用人作实验获得了成功。其成果发表后，顿时名闻世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ll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该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2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开始起步，研究领域已涉及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方面。除协和医学院外，国立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从事研究。此外，为了改良中国的食物，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协和医院进行了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研究，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致力于营养学研究。
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在其他领域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山大学于 1920年，将早在1912年设立的广东省农林实验场气象观测部改为气象观测所；又如南洋大学于1926年10月成立了工业研究所，研究物理、化学、机械、材料和电机等，并侧重于铁路材料及有关的工程物理问题。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高等学校建立了多个研究机构。例如：中山大学 1926年设立了农学院稻作实验场、品种改良所；北京大学农学院1926年设立了动物营养研究室。其他还有清华大学等校都设有农学研究机构。比较著名的农学研究机构有金陵大学农学院。该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得到美国农业专家支持帮助，并仿效美国，将研究教育推广三者密切结合为特点，是一所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这一时期，该校农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由外籍专家、教授进行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作物育种、水土保持等，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27年以前取得的成果有：无毒蚕种，改良中美棉品种，金大26号小麦良种，小麦、大麦、高粱、栗米等作物的抗病品系等；罗德明（W.C.Lowdermilk）在黄河及淮河流域调查数载，研究该地区森林变迁，黄土冲刷与沙漠内侵的趋势，形成了他的水土冲刷及保持的理论，名扬全世界。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由高等学校专家发起创建的全国性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22年，东南大学的秉志、胡先骕鉴于国内尚无研究本土生物的机构，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副所长。这是由高校教师发起并参与工作的科研机构。该生物研究所是仿照美国韦斯特生物学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在秉志和胡先骕的领导下，不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人才。秉志认为，该所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其与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他认为，若国内只有研究，而大学却缺乏生物学课程，那么“国内学子将无所问津，吾同学术界除少数由游学分邦得习此学者外，势必无奋发有为之青年，趋于斯徒”；但若“大学教授仅知传授生物学课程而缺乏研究精神，那么只能追随世界各国专家之后，贩取他人研究成绩，所造就的学生也就成随波逐流之人”。他认为只有当大学生物学教育与生物学研究机构像美国韦斯特研究所与宾夕尼亚大学的关系那样，两者比邻、合作，国内生物学才能有所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东南大学比邻，该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都在或曾在东南大学任教，而东南大学生物系教师、学生也常在业余时间到研究所工作或研习。
这一时期，高等学校还是外国专家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之一。美国农学家如贝莱（ L.H.Bailey）、史文格（W.T.Swingle）、柯克（O.F.Cook）等早期来华，均以金陵大学农科为研究中心。在中国高校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外籍人员，多为专门学者，如麦雷尔（Ｅ.Ｄ.Ｍerrill, 美籍,1916年来华）先后在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麦克卢尔(F.Ａ.Ｍeclure,美籍, 1920年左右来华)在岭南大学,梅特卡夫(F.Ｐ.Metcaft)在福建协和大学、期图尔德（Ａ.N.Steward,美籍，１９２１年来华）在金陵大学工作。他们均是植物学专家，从事植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中麦雷尔于１９１４－１９２９年间鉴定了大约７５０００份中国植物标本，他还在福建协和大学建立了一个标本室。此外，还有波琳（Ａ.Boring,美籍，１９２３年来华）在燕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并曾先后从事遗传学和动物分类学研究；威尔逊(S.D。Ｗilson)和窦维廉（Ｗ.H.Adolph,1890-1950,美籍）在燕京大学研究生物化学；启真道（Ｌ.G.Kilborn,加拿大籍）在华西大学，安尔（Ｈ.G.Earl,英籍）在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研究生理学；伊博恩（Ｂ.E.Read,英籍）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久保田晴光、久野宁等在满洲医科大学研究药学等等。他们的研究水平在当时相对较高。
三、科学技术学会的建立及其学术活动
中国近代的科技类团体或学会产生于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是随着各类综合性团体（以研究政治、文史、科技和实业等为宗旨的社团）的产生而产生的。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中国相继诞生了许多科技专业学会。高等学校除了建立一批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外，也相继组建了一批科学技术专业学会开展了学术活动。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技术专业学会有：中国工程师学会（ 1912年）、中国科学社（1915年）、中华农学会（1917年）、中华森林会（1917年）、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等等。
这些科学技术学会的会员，既有国家或部门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有许多高等学校的教授或学者。会员们通过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举办各种学术年会和学术交流会、创办会刊、编写科学丛书、翻译出版科学译丛、举办演讲活动等等。如中华森林会的会员，除林业界人士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林科的部分师生。 1921年中华森林会编辑出版了刊物《森林》（季刊）。《森林》的撰搞人主要是南京金陵大学林科的师生，有凌道杨、陈嵘、叶雅各、高秉坊、李顺卿、李代芳、耿作霖、李鲁航、鲁佩璋、林刚、唐翰、秦仁昌等。又如中国天文学会、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国立贵州大学等，都是该会的会员单位，经常性地参与学会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从中国科学社举办的年会安排中，也可看出高等学校参与全国性科学技术学会的活动情况。该会各次年会的时间、地点是： 1916年，美国恩多佛高等学校；1917年，美国罗岛州布朗大学；1918年，美国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19年，杭州浙江省教育会；1920 年，南京本社社所；1921年，北京清华大学；1922年，南京南通俱乐部；1923年，杭州浙江省教育会；1924年，南京本社社所；1925 年，北京欧美同学会；1926年，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上海总商会等。
全国性科技学会中，有些是由高校教授、学者发起组织的。例如：中华农学会，是由农业教育界人士过探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王舜成、唐昌治等发起， 1917年在上海成立的。上述的中华森林会是由金陵大学凌道扬等倡议，1917年在南京成立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吴宪 1926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林可胜为首届会长。该学会成绩显著，影响较大，其会员分布较为广泛，有综合性大学的生物学科和医学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生理、生化、药理、解剖、微生物、病理及临床各科人员。学会的研究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生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林可胜等对胃的分泌机制的研究，发现了肠抑胃素。蔡翘、张锡钧、吴宪、林树模等分别从事甲状旁腺与钙磷代谢关系的研究，在检测性激素以及从尿中提取性激素的实验方面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吴宪等对素食与荤食动物的比较研究，郑集等在营养学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学会还由林可胜为首主持了一项与博医会研究委员会的合作研究，在沈阳、北平、济南、上海、香港等地区同时开展中国人的基础代谢调查，这是一份关于中国人基础代谢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学会还于1927年1月出版学术季刊《中国生理学杂志》，由林胜可任责任编辑，用英文发行。该杂志是中国第一本生理学杂志，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
高等学校除了发起组织或参加全国性和专业性学会外，还在部分学校内成立了各类专业学会。例如： 1919年，随着金陵大学加入中华森林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在本校成立了金陵大学森林会，成为中华森林会的一个支部，其成员有高秉坊、李顺卿、李代芳、鲁佩章、吴觉农等。
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据《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1921）记载，在成立之初的半年内举办了六次讲演会：（1）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作题为“扬子江下游最近之变迁”的报告；（2）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作题为“北美的地形和地轴结构”；（3）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何杰作题为“露头与矿床的关系的报告；（4）北京大学地质系王烈教授作题为“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浸时代”的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作有关“地震”的报告，（6）特庚林博士的报告。研究会的刊物是《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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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留美生化学家吴宪回协和任教，于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学院发起成立了美国实验生理医学会北平分会。
1926年，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师生成立南方生物学会，“会内分研究部、标本部、总务部。各部之下，复分数股，专司其事”。为搜集资料开展科学研究，同年5月间，成立仅一个月的南方生物学会，与理学院生物系共同组织生物采集队，出发广州市郊各地，共采集到植物300余种。他们把这些植物加以培养或制成标本，以供研究之用。学会还进一步采集生物，陆续整理所得结果，编成《广州植物志》，作为中国南方生物学会丛书之一种。经过一番努力，包括以往整理，作为该丛书付印的还有：黎国昌的《细胞学》与《动物生理组织学》，郜重魁的《植物分类学大纲》、《中华植物志》与《检查中华普通维营植物之索引》，韩旅生的《广东蚕桑论》与《诗经植物新篇说》，曾济宽的《森林植物学》，藤佐的《动物解剖图说》，麦应端的《动物形态概要》等。1926年7、8月间，北京各大学发起在清华大学举行科学研究会，学校接到邀请函后，指定理科黎国昌、陈宗南两位教授赴会，“以期发展吾国文化，交换南北学术。” 黎国昌教授在会上作了《鸟肾研究》发言。
这一时期，部分高等学校与国外学术界建立了联系，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如： 1922年8月10—19日，翁文灏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1926年，受国际经度测量委员会会长费利也邀请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委派，蒋丙然于7月2日亲赴上海、香港天文台调查关于万国经度测量办理情形。10月11日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测量青岛台经度，并公布于世。这是我国首次参与经度测量。
四、高等学校社会性科学技术服务工作的开展
高等学校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许多技术研究、推广和科技服务工作，尤以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最为突出。
早在 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更名为东南大学）农科农事试验场原颂周主持进行了水稻品种选育试验，由各省征集优良水稻品种多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记载生长发育及病虫害情况，收获后比较产量。第2年增加品种继续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外，并选定生长发育良好、产量高、质量好的品种，每品种选出生长良好的植株数10株，在室内考种复选，最后每品种选留10－20株。第3年将选留各株种子，分别育种，本田用单株种植。各成一小区，除田间记载、比较产量外,还要进行室内考种，再选单株。虽然当时供试品种数量少，比较试验也未进行重复，也没有用统计方法计算产量，不符合纯系选择的原理，但是由于工作做得认真，终于选育出“江宁洋籼”、“东莞白”两个纯系优良品种，并在生产上得到推广。
中山大学农学院于 1924年设置推广部。该部在这一时期的推广工作主要有：
﹒暨种改良推广。该院原设有三水暨种改良所及南路暨业试验场两处。南路暨业试验场因经费问题而停办，而三水暨种改良所主要研究工作是改制优良及无毒之暨种，直接分配给暨户饲育并予指导，因成效果显著，后逐渐推广至各系。
﹒稻作改良与推广。该院稻作试验场育成的优良稻种有东莞白中山一号等 22种，均由推广部或各稻作分场发给农民试验推广，远至华北各地，都推广成功，这对于解决粮食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编发《农声月刊》。该刊创办已有 10余年历史，早期为院学生会主办，后收归推广部刊行。订阅、交换及赠阅约千户。
﹒设农民询问处。对各地农民及农业团体进行农业技术咨询。后扩大组织，由该院各部系主任及教职员负责分类咨询。
﹒办农民夜校。对农场工人及附近农民授予农业知识。
192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及康乃尔大学开展了合作改良华北粮食作物，训练遗传育种人才的项目，每年4月至9月间，由康大派一育种教授至金大协助指导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设备，世界教育会则津贴金大教授旅费，合作期限5年。洛夫（H.H.Love）于1925年4月来华开始此项合作研究，1926年后马耶思(Ｃ.H.Myers)教授来华，洛夫、魏根(R.G,Wiggans)相继再次来华,指导作物育种。那时育种，栽培、病理诸学科有着蓬勃的进展。这是中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要举，对中国近代农学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其最显著的结果是，由纯系方法陆续育成小麦新品种如金大2905号、金大南宿州61号及1419号、金大开封124号、济南195号、太谷169号、徐州438号等，每亩产量普通品种约增产15－30％。
日本帝国大学农学院毕业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丁颖教授， 于 1926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了稻作试验场。同年，用他在广州郊区发现的野生稻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一号”水稻品种。这是丁颖进行的世界上首次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科学试验。该品种后经系统选育而成包胎矮和包选二号，成为广东、福建大面积栽培的当家品种。
东南大学农学院曾是当时全国农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学院实行教育、研究、推广三者并重与相结合的办学方针。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著作、论文甚多，且可直接用以指导生产实践。当时研究最富成绩的有秉志的动物学，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的植物分类，过探先等的棉花育种与栽培方法、原颂周等的改良水稻、小麦品种，戴芳澜等的作物病虫害研究，葛敬中的蚕桑改良，罗清生的牛瘟、猪瘟研究，等等。农学院还创办了《农学》、《农科通讯》、《农村年报》、英文版《农业汇刊》等刊物。
东南大学农科 20年代就要提出了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的主张，十分可贵。他们经常组织农村巡回讲演团，赴本省各县宣传农业新知识，也曾去他省及边疆宣讲。经常在本地、外地举办各种良种、优良农具、农业知识等展览会，获得良好效果，引起了社会良好反响。1926年，淮河流域及苏北铜山、萧县、丰县、砀山等地蝗虫铺天盖日，灾害严重，农科派出教职员技工等数十人，协同地方驱灭蝗害，计拾得暝虫卵块1.2亿余块，杀灭螟蛾1700万翼，可使农民少损失稻米25万余石（每石75公斤）。故当时江苏省昆虫局即设在东南大学，每年均拔相当经费给农科使用。农科又在培育优良棉种、麦种、稻种等方面获出色成果，并使优良种子迅速在各地推广。以1926年发放优良棉种为例，农科应805农户要求，发放优良棉种25962公斤，植地9700余亩，每亩增产15公斤，因优质优价，每50公斤可增价5至6元，合计可增加经济效益约500万元。另1926年发生优良麦种100石左右，优良稻种30余石，均获较大经济效益。
东南大学农学院还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从事过脱籽棉与爱籽棉的驯化育种工作。金大郭仁风教授从中棉中育成百万华棉。东大过探先教授用系统选种法，由中棉育成江阴白籽棉。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开始萌发，某些学科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地质学，已进入奠基阶段。在这些领域，高等学校涌现了一批有所建树的学者，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和学会，发表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国内外学术交流也逐步开展起来。该时期在高等学校任教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教授，大多留学西方，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开始在中国开拓科技、教育事业，其爱国之心和科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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