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初期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初步发展(1927—1937年)
来源: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发布时间: 2007-05-30 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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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中,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稳定,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体制化,科研经费的保障,科技奖励制度的形成.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开展,科研与社会相结合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和成绩。这一阶段,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是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

  一、科学技术研究体制的初步形成

  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层次上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体制开始逐步建立。在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为了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校研究化”的教育理想,政府于 1928年6月,设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受政府委托进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1928年9月,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仅有的两所直属于中央政府、专门研究学术的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各高等院校和产业、卫生部门也相继设立了许多研究所。

  1927年7月,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同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和研究院四种。关于大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大学组织法》规定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

  1934年,教育部又根据《大学组织法》第八条“大学得设研究院”的规定,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其中规定,为了便利招收大学本科研究高深学术,为了便利教员进行科学研究,大学设研究院,下分为研究所。这标志着国家层次上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组织规程的首次出现。此后,在许多高等学校中建立了研究院及其一系列的研究机构,使得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学科分布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新的突破,初步形成了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体制的雏形。

  1927—1937年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等校,陆续设立研究院或研究所、室,并程度不同地开展研究工作。

  下面简要介绍该时期部分高等学校在研究机构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与成效。

  清华大学于 ]929年成立了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当时试办的物理研究所,到1935年扩展为理科研究所,所下又按学科分设研究部。物理学部在短期内建立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等研究室。该校还与全国资源委员会合作,在1934年成立了机械工程系航空组;进行航空工程实验。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该所1939年底迁到昆明,分为空气动力组和高空气象组,进行专题研究和理论研究,经费得到航空委员会的补助。1940年又建成5英尺风洞,因这是当时国内惟一可供试验研究的风洞,故航空委员会飞机厂的新机械型都由该所试验)。1937年,清华大学又成立无线电研究所(该所1938年迁往昆明,为满足军事需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并得到资源委员会的资助)。

  四川大学 1935年9月建立农学院后,各系为了集中研究力量,均成立了研究室,并立即向全川农事研究场所和全国各农学院征集作物品种,进行科学试验、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农艺系设立了作物、农经、畜牧兽医3个研究室,以后又设立农业化学营养研究室。植物病虫害系设立植病、昆虫2个研究室。各系在水稻、森林、农业化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1936年5月开始的水稻试验研究项目有:品种观察,品种比较,纯系分离杂交,与全国稻麦所合作的品种区域试验,肥料试验,插秧期试验,行距穴距试验,秧苗禾数试验,双季稻栽培试验,开花习性及自然杂交率的研究,抽穗期至成熟期生长之观察,均度试验,螟虫防治等项。1936年5月,森林系首先在院内苗圃地30亩作育苗试验,分别就四川主要树种杉、柏、松等17个品种进行播种期及育苗期方法试验。在灵岩山林场作春季造林方法试验,种植柴柏10 000株,桤生24 000株,并直播青桐种子。另外.还开展了“四川油桐研究”,“木材抗腐试验”,“苗木抗旱试验”,“四川主要林木生长研究”等。以后又增加了“各种木材白蚁危害之观察”和“观察成都各种林木的生态状况”等项目。农业化学营养方面进行了“蚕蛹蛋白质营养价值之研究”,“成都地区各种蔬菜之营养价值”,“黑、白木耳化学组成的探讨”及“动物蛋白质营养价值研究”等专题研究。土壤肥料方面对土壤的黏勒曲线等进行了研究。

  中山大学理学院在 20世纪20年代附设的研究机构有:天文室(1929年3月落成,附设于天文学系),化学工业研究所(附设于化学系),两广地质调查所(附设于化学系)。1927年初,以数学系为基础成立的数学天文系和1929年春建成的天文台,均为我国高等学校首创,天文台的经常性工作有:太阳黑子观测、变星研究、时刻确定、经纬测量、气象观测等,与国外天文台及天文学会交换出版物达140余种、《广州气象观测年刊》和《变星观测委员会年刊》。

  中山大学医学院于 1927-—1929年,陆续成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物学5个研究所。其中的病理学研究所对华南的地方病及该地各族人民的血型等病理、生理特点作了系统研究,其成绩在国内医学界有着良好影响,处于同类学科的前沿;细菌学研究所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中华瓜仁虫之生活史及治疗法,二是麻风菌之培养及治疗方法,三是用Bakteri—ophage治疗伤寒病之方法。

  中山大学农学院 1928年成立了农林植物研究室,1930年春扩充为农林植物研究所,其创办人是陈焕镛。该所是为了对广东植物进行全面研究、刊行广东植物志,以作为改良和发展广东农林事业的根据而成立,后来发展成为华南植物研究所。他们不仅作纯粹科学的植物分布调查,而且在实用科学方面进行经济植物的研究。研究所拥有华南最丰富的植物标本室,并设有植物标本园,虽然人数不多,但工作成绩斐然,影响也较大。除了派员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外,1935年起还招收研究生。出版的专刊为西文版《中山学报》(Sungatsenia),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植物各科纲要》、《中国经济树木学》、《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裸子植物》、《蕨类植物》;《广东栽培植物园谱》等。除上述出版物外,尚有一批代表性著作,如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学》、《桦木科之研究》、《樟科研究》(英文)、《广东红豆》、《广东红豆树属略志》、《中国植物图谱》第一、二卷(中英文版)及多部英文著作;温文广的《实验果树传粉学》、《果树园艺学》、《柑橘果树改良栽培》等。原隶属于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的土壤调查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1932年秋拨归中山大学农学院,由院长郑植仪自兼所长。该所对广东94个系,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逐步进行调查,化验土样,分析和统计各系土壤肥沃程度,开室陈列。自1930年至抗战前夕,完成了广东全省交通干线的初步土壤调查,印有番禺、中山等28系的土地调查报告书,对广东土壤的分布情况,土壤理化性质及利用与改良方法,提供了重要根据。在研究成果方面,如邓植仪、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邓植仪著的广东土壤提要初编,彭家元著的广东土壤肥沃度概述等,都很有学术价值。

  1935年教育部批准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作为第一批成立研究院后,中山大学即于当年6月成立研究院。暂设文科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科研究所(内分农林植物学部、土壤学部)。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

  山东大学 1936年11月成立生物学系海洋生物研究室,学校拨给经常费每年2 000元,颇见成效。至学年终了,撰写出研究论文20余篇,分别载于国内外有关杂志,有些研究成果达到了国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如林绍文教授的《中国十字形水母之研究》,在海洋生物研究领域大放异彩;曾呈奎先生的《海南岛海产绿藻之研究》,所论及者全数为我国之新纪录,并有3种为世界稀有标本,故其在海产植物学论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童第周教授与叶毓芬先生合著的《双头青蛙之研究》,有独到见解,学术价值高。

  此外,南开大学. 1932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央大学(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1934年成立了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和农科研究所农艺部,重庆大学理学院于同年10月成立了测候所,广西大学于1935年成立了植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于1935年成立了工科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也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二、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的主要渠道

  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捐助款 (主要是教会大学从海外募捐的捐助款)、学费收入、有关基金会的资助等。而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以下渠道:

  (一)有关基金会的资助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该会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于1924年9月设立的,其宗旨是“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用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资助重点在提高教育水平和发展科学研究方面。该会支出的经费,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学校、学术团体以及教育文化团体发展科学事业。资助形式多种多样,如补助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六家单位,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添聘科学人才;补助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社等,用于开展医、农、工技术的研究和增加设备;补助地质调查所进行地质研究及土壤调查等等。自1926—1937年的12个年度中,共发补助费约国币677.7万余元,美元6.25万余元。

  该基金会除了对机构的资助,还对个人进行资助。主要途径是设立科学研究教授席和科学研究补助金等。下面概述该基金会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资助的具体情况:

  1.科学教授席资助

  1926年起,在高等学校设立科学教授席资助。1930—1936年间,为改良科学教育,该会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设立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科学教授26个,平均每年约有21人。自1926—1936年的11个年度中,发科学教授薪俸、出国研究、增补设备等费用,共约国币106.1万余元,美金5.2万余元。曾任此项科学教授的有吴有训、周太玄、刘崇不、朱扬华等10人。这些教授除从该基金会得到薪金外,尚可得到1 000元的仪器补助金,任满6年的还可受资助出国休假研休1年。

  2.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

  1928年起,设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研究补助金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教授休假研修而设,每年500~1 500美元;乙种专为大学毕业出国深造而设,每年500~1000美元;丙种为经费不足的研究者提供部分补助。受资助的领域有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气象、医学、农林、工程技术等。经严格审核,每年领受各种科学研究补助金的,平均约有42人。曾领过科学研究补助金的有饶毓泰、吴大猷、华罗庚、严济慈、戈定邦等人。研究奖励金的金额不大,每项奖发给1 500~2 000元国币,发奖宁缺勿滥。1928~1939年,有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历史学、药物化学共9人授奖。自1928年度到1937年度的10个年度中,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的经费,共约国币65.2万余元,美金9.4万余元。

  3.科学研究教授席资助

  1930年始,设立科学研究教授席并给予资助。这是为少数造诣深的科学家提供更充分的资助,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科学发现。此席位不仅补助经费充裕,而且对应聘教授待遇优厚。自1930年起,先后聘请翁文灏、秉志、庄长恭、陈焕镛等8人为科学研究教授,年薪均在6 000元以上。自1930年至1937年的8个年度中,发科学研究教授的薪俸、设备等费,共约国币23.1万余元。

  1931—1935年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合作,各出20万元,合计国币每年40万元,专用于北京大学设研究教授席,用以支付研究教授薪俸,所需研究设备、图书资料、仪器及化学品,颁发助学金和奖学金,以及学术印刷等用途。还专门成立了合作特款顾问委员会。北京大学用这笔特款从本校甚至国外聘请了一批研究教授。理科应聘的研究教授有地质学家李四光、丁文江和谢家荣,数学家江泽涵和冯祖荀,生物学家张景钺,心理学家汪敬熙,化学家曾昭抡,皮革专家刘树杞,物理学家王守竟、朱物华、饶毓泰和萨本栋,外籍教师和美国人葛利普和德国人斯本芮。北京大学理科各系自有研究特款以后才真正开始了独立研究工作。

  4.编译自然科学著作资助

  在此项经费资助下,该编译委员会自然科学组组织专家编译了下列各书:萨本栋编《大学物理》,种闲译《电子论》,顾养吾译《报氏实数函数论》,严济慈等译《力学纲要》,华罗庚译《数论》,洛夫 (H.H.Love)著《生命统计学方法》等等。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会在中国侧重支持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高等学校也受到了专款资助,主要用于医学预科教育。受其资助的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雅礼大学、岭南大学、南开大学等 13所大学。早在1917—1928年间,该基金会对上述学校的拨款约达128.7万美元,主要用于系科建设、购买仪器、扩充实验室,以及生物学服务、理科教师工薪、研究补助、奖学金等方面。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继续给予支持。此外,该会还拨专款资助过北京猿人的考察,支持过中国实验生物学特别是生理科学的发展。如协和医学院,成为中国实验生物学研究的发源地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中国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解剖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取得许多重要科研成果,培养一批专门人才,著名的“北京人”发掘工程也和协和解剖科密切相关,这些成就与该基金会的资助是分不开的。华中大学1933年曾收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给萧之的扬子鳄研究专项课题资金。1935年萧之的先生去美国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已收集并养殖了几条扬子鳄,还在武昌建造了养殖基地,课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二)有关行业部门的资助

  那个时期,从政府角度来看,还没有专门建立有关科学研究的经费资助渠道。但有关主管部门和一些行业部门,针对行业技术研究需要,给予高等学校一定的经费投入。如全国资源委员会 (资助工业教育的机构)曾经结合工业中的行业技术问题,对一些高等学校进行过研究经费资助。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就是得到资源委员会的资助而进行的。另外,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的经费补助。高等学校与国外科学技术界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逐渐有所发展,搞得比较活跃的学校有:

  北京协和医学院 最初在该院从事生物学研究并占有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外国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如在医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员,于1922年成立了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北平分会,吸收中国教员参加,经常召开学术报告会,进行学术交流。这对于中国生物学建立和早期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美国著名生理学家卡尔森(A.J.Carlson)、坎农(W.B.Cannon,1871—1945年)和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Zinsser),分别于1934、1935和1937年应邀来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

  北京大学 应北京大学和梁启超所办学术讲演会(每年请一位国际名家)联合之邀,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B.Russell)于1920年10月来华讲学。罗素在中国的讲演主要是在哲学方面,但他在北京大学还做了关于几何基础、数理逻辑(简单地介绍命题演算、逻辑代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内容的演说。《北京大学数理杂志》刊登了罗素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演的部分内容,还发表了《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纯粹数学与数理哲学之区别》等,对传播数理逻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德国汉堡大学著名的几何教授布拉希开(W.Blaschke),于1932年4月来中国讲学。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不仅吸引了北京大学的师生,京、津地区数学界许多师生都赶到北京大学听课。1934年4、5月间,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专家伯克霍夫(G.D.Birkhoff)应邀到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学。江泽涵、胡适都是伯克霍夫的好友。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学,促进了中国对世界数学发展趋势的了解。30年代,北京大学还聘请外国教授前来任教。经布拉希开介绍,1932年,德国汉堡大学年轻的拓扑学与几何基础专家施佩纳(E·Sperner)被聘为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教授,除教学外还兼培养研究生之职。1933年7月,《世界日报》曾报道了施佩纳在华的学术工作。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一直工作到1934年。

  清华大学 该校工学院通过校长梅贻琦和理学院院长熊庆来的邀请,维纳于1935年秋担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教授。他的主要工作是与他的学生、193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的李郁荣一道进行滤波器的研制。早在30年代初,维纳与李郁荣就合作进行过电网络系统的研究,并获得了两项专利。维纳在清华大学任职约2年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研究课题,发表了《卡尔曼定理》等一系列论文。

  金陵大学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等开展合作交流,30年代又有新的发展。1931年,该校农学院举办农作物讨论会,聘请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美国作物育种学博士H.H洛夫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的田间试验新技术传播给中国作物育种界。1934年。邀请美国作物育种专家J.韦适博士(John Wishar)来华主讲田间技术及生物统计。1936年又请美国作物育种专家H.K.博士(H.仄.Hayes)讲授作物育种方法。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对提高中国稻麦育种技术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30年,美国玉米专家R.G.魏根教授来中国指导玉米杂交育种,在金陵大学作“玉蜀黍的最新育种法”学术报告,并于同年在燕京大学农学系开办杂交玉米育种训练班。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山西铭贤学校等先后采用新法选育玉米杂交种,开始把玉米育种工作建立在现代遗传学基础上,应用生物统计方法,提高了试验的精确性。

  中山大学 由于该校生物系1928年在广西瑶山采集的标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和推崇,因而德国柏林博物馆学会会长E.S.Stresianu于1930年特推荐该系辛树炽教授为国际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加该学会国际会议,后来辛树炽教授推荐正在法国进行鸟类研究的任国荣教授前往参加。农学院陈焕镛教授以研究植物分类著名于世,得到国内外同行推崇,多次应邀出席国际植物学学术会议。1933年的万国经纬测量和1936年6月19日的日全食观测活动,中国曾组织两人观测队分赴苏联、日本观测,要求中山大学参加。该校天文台派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天文台实习的县教邹仪新参加观测队,同往北海道担任拍摄日食电影及定初亏五复原时刻。早在天文台建设期间;国际天文台联合会因广州的经度对观测尤为适宜,特邀中山大学张云教授加入此观测组织,参加了有关活动,并在变星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1936年7月在挪威举行国际数学大会,函请该校数学天文系派人参加,学校派系主任刘俊贤教授出席,会后顺道考察了英、法、德、意等国的大学。

  由于广泛的学术交流,使得中国学者(包括高等学校教授)的学术研究受到了世界科学界关注,有的还当选为国际科学学会会员或负责人。如)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举行,会上中国的陈焕镛、胡先骕、史德尉三位教授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同年,翁文灏被万国地质学会推为国际专门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五、高等学校的技术推广活动

  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围绕着生物学、农学、地质学、医学等领域开展较多,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进行一些学术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外,还进行了许多推广应用和技术服务工作。高等学校紧密结合社会需要及生产实践开展研究,或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及生产领域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那时高等学校的科技推广工作主要是由有关校各自为阵地进行,而且较多地集中在农业、医药等领域。下面介绍部分学校的情况。

  四川大学 早在1935年,该校农学院建立时,农艺系畜牧兽医研究室就为成都市首次引进奶山羊和鸡的品种;还引进“川大一号”种公牛,为成都市改良乳牛品种起了重大作用。该院陈万聪副教授利用出国考察之际,首次引进浪伯野细毛羊,为四川发展绵羊改良工作提供了条件。为了及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935年9月,教育部曾拨款2000元,委托农学院举办冬季农民训练班,招生30人,学习3周。同年12月,在赵家渡金堂菜子坝举行柑橘讲习会,讲授嫁接、修枝、贮藏、病虫害防治等,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的系主任以及部分教师和学生都参加了讲授。20世纪30年代,四川省建设厅特别重视稻麦改良计划,规定了稻麦改良的方针、方法,并商定由该厅与四川大学农学院合办稻麦改良场,建筑费及事业费均由省厅负担。1936年3月,又委托该院进行双季稻试验,由省农场拨田50亩作试验场地,试种水稻百余个品种,还作了双季稻栽培实验。

  重庆大学 采冶系与四川省建设厅、西部科学院共同组织了地质矿业调查委员会,本校教授及学生担任一部分调查工作。1936年寒假时,组织师生在涪陵、石柱、綦江、南川调查,暑假时,在酉、秀、黔、彭调查,所得地质矿产材料极为丰富。土木系师生赴乌江测量水力,到南温塘测量地形及水文。化学系为公安局及成渝铁路工程局化验盐、水、炭、毒品等等,对供学生实习的铁工厂各种车床、刨床等加以整修,适当生产一些轻工业需要的机械,供应市场。

  山东大学 该校自 1932年成立后,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力求为工农业生产做出贡献。如化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山东药物进行研究和解析,对青岛印染业进行具体考察和探讨,既做到为生产服务,又有较高的教学质量。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为开发祖国海洋事业提供科学资料和数据。农学院对莱阳梨病虫害的防治。对山东棉花品种的改良,都列为专题,指定专人,订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研究,很受欢迎。农学院农艺学系与农林部烟产改进处合作,在烟草研究方面,既改良了烟草品种,推动了学术研究,又辅助了教学。另外,园艺学系在试验我国史前水杉发芽育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山东省园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如前所述, 1927—1937年间,中国高等学校科技体制初步形成,科研经费来源有所增加,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有了长足发展,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进入了发展初期的鼎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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