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在动荡中发展(1937—1949年)
来源: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发布时间: 2007-05-30 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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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许多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学术研究严重受阻甚至停顿。由于形势需要,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多侧重于应用科学技术。然而,该时期尽管时局动荡,条件艰苦,高等学校在科研机构的发展,科技工作体制化,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活动的继续发展

  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以“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为由,对高等学校发出了命令:“国立各大学原设有研究院所者,除令充实外,近并令人才设备较优之各校,增设研究所,由部酌给各校补助费用,统令于本年度开始招收新生。为奖励研究所学生起见,每学部并由部给予研究生生活费5名,每名每年400元。名学部之其他研究生,并令各校自行筹给津贴。”据当年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西北工学院8所国立高等学校统计,恢复并增设研究所达18个,分32个学部。仅此8校所招的新生中,享受教育部补助的研究生即达160人。1940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又规定:“对于研究院所补助费,亦酌予提高,按学科性质每学部发给3万元或4万元,指定作充实设备主研究材料之用。对于研究生生活费亦予增加,定为每名每年1200元,以期增加学生,从事研究。”至1944年,大学研究所增至49所,共设87个研究学部,研究生共有422人。比较战前(1936年统计,约有22个研究所,35个学部,75名研究生),数量增加了几倍。

  抗战时期,政府对应用科学技术投入了较多人力物力。以重庆地区为例: 1938年秋,新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因缺乏外汇,就曾奉教育部令,拨美金15 000元,充实设备。1941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达成桐油借款协定,教育部长陈立夫即向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求拨款100万美元,供各大学向美国购置图书仪器,均于同年底运达国内各大学。1942年,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1943年以后又成立了市政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工程学会、中国发明协会、战后建设研究会、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这些学会聚集了大批高等学府的著名专家、教授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在不放弃原有科研项目的基础上,纷纷调整研究重心,将主要精力放在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使高等学校在困难的条件下又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机构,科研工作继续有所发展。例如:

  193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金属研究室,侧重于物理冶金学研究。1939年,在原有的金属研究室、无线电研究室的基础上,新办了5个特种研究所,由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中无线电研究所任之恭任所长,金属研究所吴有训任所长。

  1938年,中央大学成立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下设研究所,所内按学科设立学部。如理科研究所下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包括水利)、机械工程学部(包括航空)、电机工程学部,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农业经济学部,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据1947年统计,中央大学研究院共设研究所23个,其研究人员多为教师兼任,有专职助理研究员4人,研究助理11人,研究生68人。

  1939年,浙江大学成立了史地研究所,下设史学、地形学、气象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组。特别是该校数学系,在抗战期间条件恶劣、消息闭塞,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贵州湄潭,坚持按和平时期形成的制度进行教学和科研,在一所破庙里,成立了浙江大学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其中包括解析组和分析组,分别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教授负责。1941年,陈建功和苏步青又一起创办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到1942年秋,学校虽经数度迁移,至贵州遵义时,已发展成为5个学院,并增设数学、生物、化学工程、农业经济4个研究所。

  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湖南大学设立了工科研究所矿冶学部,194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从而有组织地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1946年工科研究所矿冶学部改为矿冶研究所。该校的研究工作除了由研究所组织开展外,许多教师也自发地进行,特别是抗战时期和复员长沙后,教师生活一直极为清苦,而且越来越艰难,但他们或翻译外国文献资料,或作深入的学术理论探讨,或面向社会和专题调查,或结合工矿生产实际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抗战时期,重庆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兴建了无线电机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开展了一些科研活动。无线电机实验室主要研究远距离电波传送问题。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动手装置了 6个真空管的再生式、超外差式、回动式等各种电子管收音机,并敷设各式天线,以检查世界各国电台波强度,并研究天气与电波之关系。高压电实验室主要进行对四川出产的各种绝缘体的绝缘程度研究。机械系兴建了热工研究室,开展各种原动机改革的研究,他们对蒸汽往复机和留塞尔燃机进行了各种试验,以及其他原动机的改革试验。土木系兴办了材料实验室、水利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分别开展了对钢铁、木材、钢筋混凝土及道路材料的研究,四川水利建设工程以及地基工程、土壤力学和堤工土壤的研究。矿冶系的试金室、电解室,开展了对四川各种矿物成分和四川土法制造紫铜的研究。他们与廿四兵工厂合作,对该厂生产的各种钢料以及组织成分进行研究。理学院地质系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四川地质矿产的调查,1939年夏,重庆大学师生考察队到四川灌县、彭县一带作地质调查,在50天调查中,完成了灌、彭两县1:100 000的地质图一幅和研究报告一份,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1942年,学校先后成立了公路工程实验室和应用化学研究室,并开展了有关科研活动。公路工程实验室和四川省公路局合作,修筑了上清寺至小龙坎一段柏油路,进行路面试验,由该室负责材料试验和公路设计,公路局负责路面建筑。该室还为重庆运输统制局开展公路研究,运输统制局提供经费5万元,以支持该室研究工作的开展。应用化学研究室是由化学系和化工系共同创办的,张洪沅校长兼主任。该室的研究任务是: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化工之一切咨询设计及代为化验等业务,应社会需要从事土产调查及研究。该室还为四川自流井富荣试验盐工改进操作,由张洪沅、金锡如、杜长明合作设计了真空制盐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抗战胜利以后,学校又先后建立了化工、数学、电机等3个研究所,其中化工研究所具有相当规模。但由于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忙于内战,重庆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受到种种条件限制,根本无法开展,除化工研究所勉强维持下来外,数学、电机两个研究所就无形地停办了。但是,个别学科的个别教授也作了一些科学研究。最突出的有工学院院长冯简教授。他1947年夏赴法国巴黎出席国际无线电专家会议,会后,经挪威去北极地区的斯必次培根岛进行科学考察。冯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前往北极进行考察的科学家。他去考察的目的有三点:第一是研究中国无线电波在北极高空的情况,第二是北极对无线电波的影响,第三是研究北极的地磁对无线电波的影响。冯教授在斯必次培根岛借了仪器对上述要研究的项目进行了测量。回国后,将自己在北极考察研究的初步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向重庆大学师生作了考察北极的报告。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学由于战乱频繁,不得不迁往内地维持办学。有些内迁大学也新设置了若干科研院所,多以有关应用科学技术为主。如 1941年,中央大学成立了地理研究所;1942年,又设立理、工、农、医4个研究所。该校农学院既是国内重要的农学教学机构,也是开展遗传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补助下,建立了作物试验场及实验研究室,冯肇传、冯泽芳等多位学者曾先后在该校研究过棉、稻类和小麦的遗传育种问题。其他内迁学校,如中山大学'设立了农、医2个科研研究所,齐鲁大学和江苏医学院设立了医学研究所等,但研究工作举步维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岁月,一些大学仍然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爱国学者,他们不畏艰难,勤奋教学与研究,培养了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优秀科学人才。如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方面的李振道、杨振宁;化学方面的唐敖庆、邹承鲁、何炳林等,都是这个时期该校的毕业生。他们有的在国外深造后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为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其他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

  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也有一定的开展,例如:

  湖南大学 该校教师开展了许多应用研究。水利专家、庚款讲座教授何之泰,就曾应江酉省之请,利用寒假为该省设计规划赣江十八滩水利工程。矿冶工程系庚款讲座教授王子祜,研究改良土法炼铁,提高生铁质量。矿冶工程系研究金矿洗选方法,提高金的采收率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烧碱来源断绝,人民日常需用之肥皂奇缺。化工系副教授谭云鹤,利用湘西土碱及植物油,试制软皂成功,投入了生产。土工程系主任肖光炯与机械系教师汤荥合作,利用白木及邵阳竹器,试制计算尺成功,满足了工科学生的需要。抗战复员后,湖南大学教师围绕湖南的特殊问题和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有何之泰的《洞庭湖水利与沅资流域水利规划区研究》,王恢先的《洞庭湖水利规划之商榷》,王子祜的《湘黔土法提炼水银之研究》、《灰口铁研究》,周则岳的《冶铜经验琐谈》,戴桂蕊的《活塞环研究》,潘源来、唐炳亮的《长沙物价指数调查》,肖杰五的《土地问题研究》等。

  华中师范大学 该校理学院在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有专门的研究项目。物理系致力于当地水资源的利用,卞彭博士的“卞魏式电路开关之新发明”及“苍山大八溪水电动力的试验研究”,都十分具有科学价值。物理系还拦溪筑坝,建立了一座小水电站。化学系结合具体情况,改进了当地靛蓝染料的提取工艺,并引进了制革方法;卞松年博士及其他师生研究了滇西酒精和油脂工业。生物系师生们开展了对苍山、洱海动植物的研究,进行了洱海各水层的氧含量pH值、水生物及浮游生物的分析研究。他们的“洱海生物”与“滇西彩云”的研究论文还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除了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等领域开展外,一些大学还结合战争需要开展研究。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军使用了烟幕弹,因而上海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都先后开展了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首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可惜的是,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便销声匿迹了。

  三、科学技术政策、制度的发展

  这个时期,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制定了若干鼓励科学技术工作的政策制度,主要有:

  制定了出国学术交流的政策 当时,政府出台了一些关于出国学术交流方面的政策。如,1946年1月15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应约出国讲学或研究的办法。1944年,农林部制定选考赴美进行农业实习人员的办法。

  建立了科学技术奖励制度 国家有关科技奖励制度在这一时期内开始初步建立起来。例如,为了促进战时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奖励优秀研究成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从1941年开始,从各大学中选评杰出的科研成果予以奖励。至抗战结束,共举办6届优秀成果奖励,6年中获奖者多达330人。其中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的科研成果有:苏步青的《曲线射影概论》,周培源的《激流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等。吴大猷一人获得一、二等2项科研成果奖。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算学系的优秀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许宝碌数理统计方面的论文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奖励,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尽管当时尚未出版,仍获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1944年4月,国防科技促进会设立10种研究专题奖。中央大学有3项获奖:物理系王恒守等人的直接镀镍于钢铁的方法,获奖金2万元;化学系方振声的汽油精,获奖金1万元;梁守渠的耐酒精涂料,获奖金7 000元。

  四、科学技术学会、学术交流与期刊的发展

  这个时期,虽然战争频繁,高等学校在艰难条件下,仍然组织各种学会,以多种形式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活动。

  中央大学 在抗战时期,仍坚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抗战胜利后,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吴有训校长于1947年11月,出席了联合国文教组织委员会,并在美国进行学术考察;1947年7月,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汤逸人教授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前往该组工作1年。1948年6月,代校长戚寿南代表我国医药卫生界,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大会,会后到美国参加心脏病年会。同年10月,工学院院长陈章教授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广播会议,电机工程系钱凤章教授到墨西哥出席国际电讯会议等等。

  重庆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了各种学会,有的学会还出版了刊物。如土木系成立了“土木工程学会”并出版会刊;采冶系成立了“采冶工程学会”。学会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成效。学校还邀请著名学者;专家作学术报告。如请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李赓阳讲“石油地质及中国石油之希望”,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邹肇讲“中国水利建设方针之商榷”,经济部燃料管理处朱伯涛讲“关于发展国内矿业与今后应负之责任”等等。在这期间,全国性学术团体如中国地质学会多次在重庆大学举行年会。1940年3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大学礼堂举行的第十六次年会上,由学会理事长李四光致开幕词,校长叶元龙致欢迎辞。年会还组织全体会员于17日至23日去四川威远作地质考察旅行。

  四川大学 农学院1942年2月开始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新农林》。由各系主任、农场主任负编辑责任,以登载本院试验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以后成立“农学院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新农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49年初,农学院出版委员会发行了《川大农学季刊》。

  广西农业大学 1948年4月,《西大学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表学术论文共16篇。其中农学院的论文有3篇:周百嘉教授的《樟油在植物切片学上用途之研究》,陶心治教授、叶镇邦助教的《植物蛋白质之特异性在分类学上之应用》,以及冒兴汉教授的《桂林市蔬菜栽培之特质及栽培新法》。

  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院畜牧系与各学术机关团体建立了经常联系,并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44年,在荣昌和成都先后召开的全国畜牧研讨会、全国兽医研讨会,畜牧系主任唐翘焱教授等被邀请出席。各学系为鼓励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活跃学术气氛,于1943年分别组织了各种学会,如畜牧学会、农艺学会、农经学会、化工学会、机工学会、纺织学会、商学会等。各学会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定期举行学术讨论。1943年度,先后举办了时事、经济、农业、工业等10多次专题讨论,每次都有专家参加和指导。

  清华大学 生理学教授汤佩松主编的一种英文《生化简报》,于1941年3月间问世,每月一期,刊布生物化学的短篇报告和消息。

  湖南大学 工学院各系学会于1948年联合,成立了湖南大学工程联合会,出版了《湖大工程》。抗战时期学校出版的刊物还有:《湖南大学理科丛书》、《土木通讯》、《机械通讯》、《矿冶通讯》、《电工通讯》等。

  中山大学 地质系和两广地质调查所一向十分重视全国地质年会,每次开会都提供数量不等的论文参加。如1943年3月7一9日,中国地质学会在重庆举行第19届地质年会,理学院院长何杰教授前往参加宣读该系、所撰写的11篇论文。1944年4月1—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贵阳举行第20届地质年会,地质系和两广地质调查所又提供了5篇论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主要按照美国的办学模式,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举办了苏维埃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新型高等学校。据统计,到1947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有200余所,在校学生15万余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是相当落后的。至于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则差距更大,虽然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个别领域也曾作出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是很微弱的,无论规模或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相关资料来源:
   1.《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董光壁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 郝维谦 成正中 主编
   4.《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金以林 蓍
   5.《湖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 (湖南大学出版社)
   6.《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湖南大学校史(976--1949)》上册,湖南大学校史编审委员会编写。
   8.《暨南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9.《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出版社)
   10.《东南大学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11.《山西农业大学校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校史编审委员会 编
   12.《广西农业大学校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誉主编:唐纪良
   13.《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汪文汉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4.《四川农业大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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